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及其应对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误导性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割裂性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歪曲性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片面性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
为污蔑、诋毁、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础，
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
而且影响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跳出“西方现代性”对发展道路的规定性，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
破解西方理论和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
解构西方的“民主/专制”叙事，构建民主的中国形象和多元制度共存的叙事；
超越西方的价值预设，增强内生性价值认同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关键词：西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误读；国际形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百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中华民族进入最为接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助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大发展。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而且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西方国家的学者、政客和媒体从自身利益、意识形态和两制关系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有误读乃至污蔑、诋毁与攻击。这不仅严重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影响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如何深入剖析和全面把握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误读及其危害，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成为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
“误读”一般被界定为“错误地理解”1。本文所研究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是指西方按照其文化传统和叙事方式，通过话语建构，片面阐释、有意歪曲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并通过模仿和传播形成模因效应，以致一套“他者化”但并不真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影响西方公众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舆论场。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形成一种“架构”,这种“架构”通过模仿和传播加剧了误读扩散，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误读现象。苏东剧变以来，特别是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步苏东后尘，反而蓬勃发展，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了价值观外交力度，不断推动对外民主输出和文化输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领者的中国更是其重点输出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遭遇误读歪曲诋毁。本研究力图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剖析阐述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以便更加充分地展示其内在逻辑。对于包含多个维度的文本，有时分列在不同维度进行剖析。(一)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导性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西方国家习惯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中国模式”。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部分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对他国发展的借鉴意义及其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表示了肯定。但是，部分西方人士抱持冷战思维与潜在的优越感，不能正视中国，致使以中国道路为纬、以他者阐述为轴的“新自由主义胜利论”“中国资本主义模式论”等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导性话语持续在场。这些误读表明，认为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在西方仍有相当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胜利论”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将中国的发展进步解读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认为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的终极战利品”3。加拿大卡普兰诺大学教授肯·默克和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用“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解读中国改革的成功，并假借邓小平之名提出“西方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4。这类误读实质上是把中国市场经济纳入西方新自由主义范式，以新自由主义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进而误导中国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胜利论”将制度与非制度纳入同一范畴，混淆了制度与手段的关系，将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吸引外资等手段与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这些手段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完全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着根本不同。另一方面，它忽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才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中国资本主义模式论”认为，中国道路的实质是在吸纳资本主义规则和精神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发展资本主义，通过权力与资本集于一身的政府控制绝对的资源优势，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美国学者巴瑞·诺顿、斯蒂芬·哈尔珀、爱德华·斯坦菲尔德5和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把中国视为“世界上领先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者”6,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将对美国资本主义构成重大挑战。该论断运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审视中国道路，以国家干预、国有经济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表征，将其纳入资本主义道路的框架体系内，存在明显漏洞。一方面，这种看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看到表象背后的本质，忽视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没有变。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完全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国家力量的推动，以是否动用政府力量调配资源来判断中国道路的性质显然是错误的。(二)西方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割裂性解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总和，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在理论渊源、理论主题、理论目标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表达和行动指南。部分西方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有着较强的理论创新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正是这一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也有观点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实用主义哲学7,在性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性论调有“背离论”和“实用主义论”。“背离论”割裂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以英国学者克林伯格、美国学者傅士卓、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8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致使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门面装饰”9,一种“宣传口号”。以美国社会学家萨尔瓦托·巴博尼斯和澳大利亚学者特里·弗卢、尼克·奈特10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往往对已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选择性的支持和重新解释，二者之间出现了背离甚至是互相否定。该论调僵化地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间的相互关系，企图以后来的创新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时代发展变化的客观需求。这类论调从形而上学视角解读运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只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差异，没有看到后者是对前者的赓续与发展、二者是“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同时，这类观点以孤立片面的视角狭隘地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以及各部分的相互独立性，也没能充分理解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效力。此外，这类看法违背了“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辩证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间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思路到理论性格，从基本原理到具体方法都具有一致性。但是“背离论”忽视了这种一致性，形而上地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忽视了后来创新的理论成果孕育于之前的理论成果之中，以致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与演进规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实事求是既是这一理论的品质和精髓，也是统领这一理论的核心范畴。但是，一些西方观点却把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实用主义。美国学者白鲁恂、吉尔伯特·罗兹曼和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11等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该论调认为，实用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三个有利于”标准、科学发展观被认为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体现。甚至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创造出一个自私自利的、功利的和实用主义的体系”12,由此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理论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法宝，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实用主义论”将中国的实事求是框定在实用主义下，将实事求是与西方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如果秉持实用主义理念看待中国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推进，势必导致对真理客观性的否认和对中国共产党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曲解。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实用主义的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认为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界是纯粹的经验或精神，没有独立于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经验是第一性的。而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物质对象的客观性、世界的可知论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性等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实事求是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也强调效用，强调灵活运用各种措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效用的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强调人们能够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探索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与实用主义强调的不讲原则、急功近利有本质区别。(三)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性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包括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1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但是，西方观察家很少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而是使用“精英政治制度”“威权体制”“权威主义制度”和“等级制度”等话语代替，在歪曲阐释中国制度本身的同时，错误地判断制度的发展方向和世界意义，由此衍生出三种代表性论调，分别为“一党制威权主义论”“中国制度脆弱论”和“中国制度威胁论”等。“一党制威权主义论”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和政治优势，给中国的政党制度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约束，倾向于用强制命令、限制自由或封闭决策等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同于“专制”,“将中国的民主党派视为‘花瓶’”14。“威权主义”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学界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妖魔化中国的常用术语。例如，2021年，美国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威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我们必须与志同道合的盟友一道，振兴民主”15。持类似论调的西方人士声称，中国以稳定的“威权体制”掌握着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并以不断生成的绩效资源巩固和增强执政精英的权力。按照西方威权主义理论，威权国家面临两种结局，一是无法解决内部危机而崩溃，二是皈依西方民主政治，无论哪种选择都意味着威权的崩溃。这类论调带着西方的傲慢态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与专制政府的威权混为一谈，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是以党建军、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没有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从内容视角看，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关系到党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有效运行。从优势视角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与人民民主是高度统一的，党的核心地位是由人民赋予并捍卫人民民主的，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简单用西方的选举民主衡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制度脆弱论”认为中国在重建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只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产品，而拒绝了政治产品，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会导致制度崩溃。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谢淑丽和布鲁斯·迪克森等16。其中，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经济进步显著，但是政治制度处于系统性危机中17。这类论调罔顾中国制度不断变革创新的事实，忽视中国制度的韧性。这种韧性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创新，还在于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具体制度改革，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这类论调对中国制度以及具体运行上的结构、程序、机制和规律等缺乏整体判断，对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治理效能认识不足，忽视了中国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作用，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严重脱离中国制度发展的实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健全资源整合机制、治理主体协调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评价反馈机制等，既为民主政治渠道的扩大化提供保障，又使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据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加里·吴的调查，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提升至98%,对乡镇级别政府的信任程度提升至91%,对县级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信任度分别提升至93%、94%、95%18。与之相反，西方国家“陷入高度不稳定的制度性困境之中”19。实践证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才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抗击疫情提供了制度保障，才形成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国制度威胁论”误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歪曲其对世界的意义。持此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德国学者韩博天、英国学者布斯林和美国学者易明等20。该论调认为，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稀释西方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而对西方“民主世界”构成更深层次挑战。美国学者易明指出，“中国正通过帮助独裁领导人管理宣传、控制媒体和互联网，向非洲和其他地方输出其政治模式的元素”21。这显然歪曲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属性和价值追求。中国不以挑战他国的制度稳定和向世界输出政治制度为追求，而是以促进世界共同进步为目标。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制度的价值追求之一。正是本着这样的目标和追求，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贫困治理和全球防疫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贡献。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高达30%左右，使8亿多人口成功脱贫，创造了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脱贫成效最显著的奇迹。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正如意大利新丝路促进会会长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府，将与病毒作斗争及民众的需要置于不容商榷的优先位置”22,有效减缓了疫情的全球扩散，为世界抗疫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四)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片面性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3,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群众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文化形态。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专门性论著并不多，主要散见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论述中。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识，倾向于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置于西方的对立面，要么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很大的危机，要么将中国文化当作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其中，“文化危机论”与“文化工具论”成为当下两种代表性的误读观点。“文化危机论”认为，中国的文化价值没有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诉求，难以为现代化发展提供相匹配的价值要素，同时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例如，中国发生严重的文化危机，导致“中国的精神鸿沟在很大程度上由以武术和冥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信仰体系和基督教相结合所弥补”24,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希望在于本土文化的变异乃至解体。该论调代表性学者有英国学者郝拓德、瑞典学者杨富雷和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顾问奈杰尔·英克斯特等人。这些学者延续了近代以来西方惯有的“东方主义”视角，以“自上而下”的“俯视”方式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放大传统文化价值现代性转化的阻力，选择性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其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价值，这不仅割裂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关联，而且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本身并不阻碍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革命文化是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管的文化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体现。内嵌于这三种文化形态深层价值结构中的，是人的主体解放和文化自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非此即彼式的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恰恰指向现代性。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工具论”主要指涉两个目标，一是把文化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二是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视为对外扩张的工具。前者从“工具理性论”出发，把中国发展精神文明视作一种工具性手段，声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文化自身就是中国重要的发展领域，丹麦学者斯梯格·索格森和德国学者娜拉·索斯米卡特25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这种论调从政治建设的角度出发看待文化建设，对文化进行“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论述，既矮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也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文化的初心与使命，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文化的目的是培养人、提高人、促进社会进步。后者把以孔子学院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正常文化交流扭曲为中国文化对外扩张的主要形式，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扎纳尔迪26。这种论调忽视了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存在主观片面性。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求同存异的姿态，以平等、对等的方式积极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有益养分，为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促进了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走的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与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升之道，在文化融通和文明互鉴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西方学者、政客和媒体在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制造了各种误导西方公众的话语符号。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新形态。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是我们正视这些问题，勇敢面对和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即便如此，西方知识界仍然选择性失明，运用其学术、话语和舆论优势，误读、歪曲、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此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并削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中国国内认同。对此，我们不能不警惕。
二、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危害
分析西方歪曲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害，要运用整体性的辩证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从最初“走自己的路”发展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四位一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导向，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和实践主体。所以，要深入剖析西方歪曲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害并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就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把握整体、面向未来、凸显聚焦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读造成的危害既有即时性危害(直接危害),也有继发性危害(间接危害)和辐射性危害。为此，本文借用“架构”理论，基于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框架在国际社会及中国的扩散度和影响度来展开。“架构”具有选择信息、界定问题、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提供方案等功能，它决定了“人们如何理解和记住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和选择采取行动”27。西方知识界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框架是经过西方认知筛选后的一种“架构”。这种“架构”在国际传播及其与中国媒体互动的作用下引发了潜在追随者的“共鸣”,获得了旁观者的支持。以“架构”理论分析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可以从“中心性、经验可通约性和价值相符性”28三个维度展开，将其分为即时性危害、继发性危害和辐射性危害。就中心性而言，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意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置于国际社会等级序列的末端，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曲解。这是误读导致的即时性危害。从经验可通约性来看，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标识性话语持续误导国际涉华认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这是误读造成的继发性危害。从价值相符性来说，西方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嵌的“西优中劣”价值取向告诉人们应该或不应该推崇什么，以此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误读扩散渗透到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可以说是误读引发的辐射性危害。由此看来，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试图掌握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最终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本文主要涉及误读对中国国际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影响，但是它也间接影响到了国内民众的认同，故一并进行分析。
(一)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曲解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自塑与他塑复合博弈的结果。如果自塑力大于他塑力，那么其国际形象就由本国主导并宣扬；如果自塑力小于他塑力，那么其国际形象便易被他者塑造的“符号形象”所主导，产生严重失真或错位现象。18世纪中叶后，西方对中国逐渐形成了专制、独裁、神秘和野蛮的刻板印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逐渐确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身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使得国家、人民、党与社会主义形象结合起来，成为共同体。1978年后，中国聚焦改革与开放的身份标识，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符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以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符号特性而彰显出独特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和国家形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也就意味着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也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抹黑和损害。根据“架构”理论，“污名化”框架在桥接、放大和扩展过程中，会激活受众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一些西方学者把历史上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和丑化中国的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桥接在一起，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国是西方对立面”的叙事情境，从而激活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使真实的中国形象被遮蔽和扭曲，代之以孤零、邪恶和冰冷等负面形象。美国皮尤中心2019年到202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调查人数比例均超过55%,2020年调查报告中德国、法国和英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调查人数比例更是达到71%、70%、74%,这是近十年来皮尤中心在这些国家进行此类调查的最高值29。这种“污名化”还误导了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尽管西方“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负面话语极其荒谬，但由于他们采取故事性、叙事性和生活化的方式激活了部分受众的共情点，不明真相的受众往往默认或者跟风，在与西方主流叙事的合流中加剧了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影响。以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拉美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拉美主流媒体中引自欧美媒体的信息占比高达71.85%,实际上成为后者的“传声筒”和“扩音器”,其中包括西方主流叙事用来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诸如“强制”“监视”“侵权”等30。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东盟国家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菲律宾仅转载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新闻报道就占转载总数的94%,印尼转载西方主流媒体的比率高达86.75%31。由此可见，控制国际舆论主导权的西方知识界，得到了不少非西方媒体的转载与附和。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即便有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媒体，也往往向主导舆论靠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形象的碎片化、负面化和符号化，不利于国际社会形成客观正向的对华认知。
(二)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东升西降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焦点。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供给和话语传播的竞争过程。西方知识界将自身的认知规律和价值取向融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结构中，通过界定相关概念、提供规范理论、促进知识扩散和引发学习效仿等方式影响他者的认知体系和知识体系，并通过多种传播路径推广误读话语，进而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威。这种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道义优势。在西方核心概念、知识体系以及理论范式的强势影响下，西方国家不仅长期占据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而且强化了道义上的优势地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成为象征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的“理想镜像”,反过来侵蚀了以其他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以国家制度为基础的话语的道义基础。在西方国家媒介、话语及舆论的强势攻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合理性、包容性难以为西方认同，海外尤其是西方受众往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野蛮”“威权”“威胁”等负面话语相联系，以西方的叙事范式、话语体系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义优势难以充分展现和传播，形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话语困境。其次，挤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影响空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百余年较量中，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设定、逻辑阐释以及话语评价等方面，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挤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影响空间。近年来，尽管以自由、民主、法治为代表的西方话语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公信力危机，但它在国际话语格局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依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的压制。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传播领域的时代，算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共谋的工具。媒体普遍通过算法推荐或大数据技术对相关主体进行精准化的信息采集与传播，在内容生成环节大量采集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以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造成持续负面的影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和叙事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三)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中国扩大开放的时机采取一系列“和平演变”措施，使得发源于西方的种种误读渗透进来，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误读话语在中国的滋生蔓延，使部分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的危机。西方通过学术阐释、文化输出、舆论构陷和话语接力等方式，“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架构，影响中国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其中，西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阐释，提供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思想观点；西方文化的对外输出，疏通了西方学术阐释走向中国受众的下沉路径，提供了价值性指导；舆论构陷营造了“舆论迷雾”,为各种话语交锋提供了场域，使笼罩其中的部分受众不知不觉地认同被西方刻意误读塑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接力为西方话语渗透提供了主体、载体和受众，一些理想信念缺失、别有用心且经不起诱惑的西方利益代理人，通过网络影视、文学作品和公开宣讲等形式，对西方的误读话语进行包装和隐匿，培养关键群体特别是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见与反感情绪，弱化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西方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通过话语修辞、文本框定、议题设置和翻新词汇等策略，将“西优中劣”的价值取向融入叙事结构中，并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进行推广。以“中国制度威胁论”“中国制度脆弱论”的话语扩散为例，这种言论实际上隐含着两个臆断，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中国制度的进步依赖于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利用先进技术潜入中国国内的知名论坛或者社交平台散布相关话语，并将这些话语和社会问题相挂钩，通过“简单问题抽象化”“微小问题扩大化”“个体问题群体化”“一般问题政治化”等手法，使受众产生群体焦虑的不良情绪和消极心理，以达到否定中国制度、消解中国价值的目的。一些西方学者借“学术研究”的名义，不断诱导相关群体讨论或引用这些观点，并结合社会热点制造话题，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外部势力代言人主动接力西方话语，把西方各国形容成“收入最高、物价最低、国民素质最高”的童话国度，把西方昂贵的精英教育美化为免费的高质量教育，把西方人整体粉饰成高素质且自律的公民，协助西方国家放大既有“美化西方”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民众对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推崇，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当前中西意识形态交锋中，西方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污名化”,不仅会不同程度地削弱中国理论的引领力、阐释力，冲击中国制度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基础，而且会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性，破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最深厚的支撑就是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引领。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失去道路指向、理论基础、制度支撑和文化根基。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不同程度上对冲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在个体层面，以个人主义对冲集体主义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准则；在社会层面，宣扬“无自由，不敬业”“党大还是法大”等伪命题，妄图冲击我国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在国家层面，以所谓“无民主，不爱国”的伪命题消解中国人对党和国家的价值认同，以所谓“威权”与“扩张”批评中国，试图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这些都会弱化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应对西方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策略
应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艰巨的实践课题。不同主体在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加上文化背景、观察视角、思维向度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误读，而这些误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同组合，加剧了误读问题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策略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既客观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对他者认知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针对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误读，提出若干建议。
(一)跳出“西方现代性”对发展道路的规定性，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
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读，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语境。为了维护现代性话语的主导权，西方国家将中国道路“异化”为符合西方现代性理念的符号表征，其中隐含着“西优中劣”的观念。因此，我们需要在批驳“新自由主义胜利论”和“中国资本主义模式论”的基础上，跳出“西方现代性”对发展道路的规定性，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首先，解释好、宣传好中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及其世界意义。一方面，要充分地展现中国成功背后的中国道路优势及其文明基因，引导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探索、持续奋斗是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促进人们对中国道路表征的新现代性理念的理解，以此解蔽“西方现代性”对人们的误导，有效增进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同。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发展经验交流，将中国成功经验转化为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话语，逐步构建有效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对外话语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反腐败斗争和脱贫攻坚等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消解西方宣扬的“新自由主义胜利论”等错误论调。其次，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一方面，面对那些将中国现代化道路视作重复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误读，我们要主动发声，讲清二者的根本区别，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缘起、文明属性和发展走向，从学理上丰富“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的理论主张，掌握中国道路的定义权和话语权，增强“四个自信”。另一方面，借助西方的知华派和友华派，有效精准地引导国际舆论，吸引海外受众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别是隐含其中的新现代性理念，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西方现代性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立论基础，是资本主导的现代性，而中国的新现代性以人民中心为内核，强调市场和资本仅仅是手段，倡导不同事物之间“在相互竞争中保持动态的平衡，以达到共生共存的效果”32,以此打破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幻想。
(二)破解西方理论和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
身处百年变局，西方种种误读和意识形态偏见在新的语境下变得更加隐蔽。作为被塑造的一方，我们需要在批驳“背离论”和“实用主义论”等错误论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西方“形而上”的理论架构，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首先，阐释并传播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是要从概念范畴、话语修辞和逻辑阐释等方面，通过学术性说理、宣讲性说理和故事性说理等多种方式，讲清中国开拓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赓续发展关系，阐释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时代性、创新性和世界性，驳斥西方的种种“背离论”观点。二是要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不同场域中，及时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与关切，揭批西方误读中国理论的狭隘性。同时，主动设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相关议题，运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解释国际问题，在开放交流中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并走向世界其次，在明晰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传播好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宝贵经验。一是针对西方的“实用主义论”,从学理的角度论证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在逻辑前提、哲学基础、批判方法等方面的本质差异，通过哲学抽象、话语凝练、严密论证和规律概括阐明实事求是的丰富内涵，从而廓清人们对于实事求是的错误认识。二是结合理念思想与实践经验的传播，彰显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宝贵经验，既在传播实事求是理念时融入生动的实践案例，增强理论的鲜活度和说服力；又在传播实践经验时凸显实事求是的理念，引导人们认识到实事求是的丰富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过程，使实事求是理念得到更多正确的理解和解读、赢得广泛的接受与认同。
(三)解构西方的民主/专制叙事，构建民主中国的形象和多元制度共存的叙事
在国际舆论场，社会制度最容易成为国家形象的标签，也容易成为他者攻击的对象。西方对中国制度的误读，是以民主/专制、自由/威权的二分法为基准，将西方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嵌入国际话语体系，在增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同时，将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国家”。针对“一党制威权主义论”“中国制度脆弱论”“中国制度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我们要解构西方的民主/专制叙事，构建民主中国的形象和多元制度共存的叙事。首先，讲好中国的制度故事，破除“专制”话语，树立民主形象。构建富有解释力的制度话语体系，讲清楚民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把中国对民主的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与他国民主的共性和差异、中国民主建设的先进经验等传达给海外受众。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重点，讲清楚中国民主的价值追求、制度设计和权利保障，说明中国如何“遵循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价值原则”33,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相统一，以此引导国际舆论客观审视评价中国制度，增进对中国民主形象的认同。其次，讲清楚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增强中国制度的感召力。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入手，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的制度优势，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人民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的优势、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优势、选贤任能的优势。灵活运用案例，从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到百姓身边的点滴小事中，阐释中国制度所提供的强大保障，从制度层面阐释中国快速发展的必然性，增强国内民众制度自信的同时，提高中国制度的国际感召力，铲除“中国制度脆弱论”之类消极舆论的生存土壤。最后，讲清楚中国制度的包容性，构建多元制度共存的文明叙事。一是运用鲜活事例和客观事实，阐明中国制度如何融合古今中外的智慧、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如何超越西方制度的扩张性而与其他制度共同进步。二是批判西方民主/专制的叙事逻辑，揭露西方强迫他国移植西式民主的根本目的与负面影响，批评西方以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如何威胁世界安全与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倡导多元制度共存的文明叙事，进一步破解西方的制度话语权，破除西方所提出的“中国制度威胁论”等错误论调。
(四)超越西方的价值预设，增强内生性价值认同与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西方国家往往“以西方先进为价值预设来抨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失误和不足，误导民众的价值评定标准”34。这种价值预设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标准统摄世界的价值观霸权。针对西方的“文化危机论”“文化工具论”等错误解读，我们要在更好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增进民众文化自信，瓦解西方消极误读。增强人民的内生性价值认同，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要大力提升硬实力与软实力，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物质基础，进而引导人们逐渐改变“仰视西方”的心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理性全面地看待中西方价值观差异。要充分发挥内生性心理认同机制的作用，引导人民在不同价值观的比较中，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内化为自身价值观，深刻感悟中国文化的“时代感召力与价值塑造力”35,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意志认同和行动认同。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要积极传播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观，主动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打造更多诸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太湖世界文化论坛”“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等交流平台，展示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引导不同文化观照和反思自我，从而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创新各国民众的文化交流形式，促进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共鸣，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文作者：潘娜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基金资助：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外认知研究”(20CXSXJ3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哲学社会科学托举计划之“中国道路的西方叙事与国际认同研究”(22CX04005B)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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